陈健罗钦涛：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罗村为例；文章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摘要】外生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地方实践中面临可持续发展困境，因此，如何激活村庄互助养老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浙江省中部罗村的田野调查，分析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的构建路径，阐明引导和约束运行机制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新乡贤、村集体及（新）村民等多元主体构建起组织建设、资金筹措、文化浸润以及行为激励四重运行机制。依托乡村精英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熟人社会的相互信任与面子竞争、地方知识的关联建构与拓展应用等乡村社会基础促进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生成，以软性约束方式保障实践长效运行。基于此，加强乡村社会建设、通过农民自组织互助养老应是建设内生型互助养老模式的核心要义。

研究背景

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2.64亿，占总人口的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3.81％，比城镇高出7.99％。可以看出，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迅速，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村地区更是呈现出“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农村养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农村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普遍存在难以突围的困境，探索新的农村养老模式是全社会亟待关注的问题。

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发展互助式养老，自此互助养老模式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鼓励发展农村老年助餐和互助服务。”可见，政府明确提出互助养老成为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新模式。

有学者认为互助养老是农村养老的出路，原因在于：一是互助养老以村庄熟人社会和家庭养老互补为基础，契合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价值理念；二是互助养老能够缓解家庭养老供给不足的问题，也能降低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承担不起的机构养老费用；三是互助养老可以营造尊老孝老敬老的氛围，“互助”理念的渲染能够增强村庄社区凝聚力，巩固村社共同体。在此背景下，各地开创出各具特色的互助养老类型，比如政府主导下的河北肥乡“互助幸福院”、民间支持下的福建“慈善助老安居楼”和精英带动下的湖北官桥“老年互助协会”。

但在地方实践中，外生型互助养老暴露出服务认可度低、帮扶效果不理想、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等问题。结合村庄养老需求，激活村庄互助养老内生动力在学界达成共识。因此，应当在汲取现有互助养老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剖析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及其理论意涵，为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文献综述与田野素描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学界对农村互助养老运行机制的建设展开了诸多讨论。

第一，讨论互助养老资金筹措机制建设。有学者认为政府应当扩大财政资源投入，设立农村互助养老专项资金，统筹建设互助养老服务站、文化礼堂、老年食堂等老年人活动场所，对互助养老组织实施财政补贴。从社会角度看，需要撬动爱心人士、公益机构、新乡贤等社会力量提供公益基金，以减免税收和提供小额贷款的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帮扶。

第二，讨论互助养老组织运作机制建设。一方面，激发社会组织的供给力量，例如组织成立孝心基金会，通过嵌入式治理推动村级养老事业发展，或构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交易模式。另一方面，完善互助养老绩效评估体系，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构建互助养老评价指标，通过优化政府治理环境来保证农村互助养老的绩效提升。

第三，讨论互助养老的动员机制建设。一方面，通过将志愿服务激励机制法制化，动员更多的志愿者参与互助养老实践；另一方面，老年人根据服务的时长和内容进行积分储蓄，再用储蓄积分承兑相应商品或者等量的被服务时间，进而激发老年人的公益精神和互助养老的行动实践。

第四，讨论互助养老的社会连带机制建设。通过宣传推广、树立典范和以奖代补的形式提升公众对互助养老的认知，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农村互助养老。还有学者提出合作社可以通过发展康养产业、承接养老项目、拓展价值链条等方式承担起农村互助养老的社会责任。

既有研究大体将外部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视为农村互助养老运行机制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外生驱动的互助养老较多是行政压力或资本逐利下的短期行为，表现为互助设施利用率不高、互助内容缺少精神慰藉、互助行为缺乏长效机制等问题。

农村互助养老和乡村建设存在互嵌关系，内生型互助养老的形成离不开乡村社会资源的持续注入，因此有必要将社会基础纳入研究范畴中。虽然少数研究已经讨论到村集体、孝文化、熟人社会等因素在农村养老中的作用，但缺乏从实践层面探讨内生型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

基于实际养老需求与现有研究不足，本文结合笔者在浙江省罗村进行的两次农村互助养老实地调研，探讨村集体、新乡贤、（新）村民等主体在农村互助养老构建中的具体行动，详细分析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运行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以期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提供制度参考。

（二）田野素描

罗村位于浙江省中部，隶属Ｙ市。全村行政区划面积3.7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3亩，当地村民无法完全靠农业谋生，多数青年男性外出从事小商品批发、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非农职业，家庭收入水平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数据显示，2008年Ｙ市农村人均纯收入为11885元，而罗村仅为4587元。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至2008年全村常住人口仅剩200余位留守老年人，全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17.8％。

这些老年人在村社支持、代际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难以得到满足：一是罗村村集体负债30余万元，村集体无法提供基本的养老资金和服务；二是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使罗村老年人长期缺乏子代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三是村庄公共文化空间萎缩，群众自发性文化活动缺乏活力。

2008年HYH返乡担任罗村的党支部书记，凝聚了一批新乡贤再造罗村，扭转了村庄衰败的趋势，构建了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解决了长期的养老难题。HYH后重点打造乡村生态旅游，引入一批工商资本下乡，使村集体经济由亏转盈。

经过十余年发展，2021年罗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8200元，村集体资产超1亿元，部分收益用于村庄互助养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经费。同时，HYH鼓励新乡贤返乡参与村庄建设，村里的老年大学、功德银行、老年食堂和文化礼堂的运营都离不开新乡贤的资金投入和公益服务。

2021年9月笔者在罗村开展田野调查，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笔者首先通过与村支部书记HYH接触，了解了HYH的生命历程和罗村的转型过程，经HYH的建议和“搭线”，笔者又对村妇女主任、新乡贤和在村创业青年等9人进行访谈，梳理出罗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历程和运行模式。

2022年7－8月，笔者进行追踪调查，参与了农村老年人在老年大学和文化礼堂举办的自组织文化活动，并对村两委工作人员和部分老年人展开访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

此外，村务助理为笔者提供了老年食堂财务报表、老年大学行事历和功德银行积分账本等文字材料。以上素材回答了罗村内生型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何以构建，以及社会基础在这一系列过程何以成为关键载体。

内生型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构建

在村庄整体性失活的背景下，罗村互助养老面临着四个困境：一是将农村老年人从松散个体转向互助集体需要乡村精英的组织，但村庄缺乏一批懂文化、懂管理、懂政策的地方精英；二是村庄产业单一，无法实现持续造血功能，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打造互助养老的场所和服务；三是公共文化空间的压缩导致村民之间的交流日渐式微，缺乏共同体意识的村民对互助养老表现较为冷淡；四是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老年人的互助行为。为解决上述困难，罗村发展出互助养老组织机制、互助资金筹措机制、互助文化浸润机制和互助行为激励机制，系统构建了内生型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

（一）基于新乡贤群体的互助养老组织机制

首先，增强新乡贤参与互助养老的驱动力。

改革开放后，罗村早期外出谋生的部分青壮年已经成为拥有财富、知识和社会地位的精英群体，这些精英年迈返乡后成为新乡贤，为互助养老的发展奠定了人力基础。在农村家庭和村集体无法满足老年人诉求的情况下，新乡贤的个人禀赋和社会资本对保障内生型互助养老的运行尤为重要。

一是利用新乡贤的经济实力和知识储备，创设农村养老互助组织。很多新乡贤将多年外出就业创业积累的财富用于互助养老的设施建设，先后在罗村建造了老年大学、老年食堂和文化礼堂，并在这些互助场所中义务承担教员、志愿者和文艺骨干等工作。

二是鼓励新乡贤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将外部社会资源嵌入互助养老组织中。80岁的HZG是退休教师，在担任罗村老年大学的校长后，时常邀请在校教师为村里的老年人讲授医疗保健、家庭文化、书法绘画等课程，丰富了老年大学的课程内容。

三是“村两委”持续动员乡贤返乡赋能乡村建设。退休教师HHC早年因觉得村里冷清便搬到市区居住，2008年后，HHC多次参加村里组织的新乡贤座谈会，见证了罗村重现活力，在村支书多次邀请下，HHC决定返乡生活，并负责罗村文化礼堂建设和管理工作。

其次，优化互助养老组织的管理制度。

2002年HZG发现罗村缺少老年人的文化活动场所，于是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利用闲置的宅基地兴建了老年活动室，每月定期为老年人播放戏曲、相声、纪录片等电视录像。但活动室缺乏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老年人参加活动存在随意性行为，更多将其作为闲聊打牌的场所。

2006年３月，在市老龄委的资助下，HZG将老年活动室改为老年大学，并进行了制度建设。老年大学组建了由村干部和老年协会骨干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固定学员人数并制定奖惩考核体系。之后，罗村成立的文化礼堂、老年食堂等互助组织都效仿老年大学，明确了规章制度和人员配备，例如2013年成立的文化礼堂专门设立活动及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村两委”担任组长，选派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制定文化礼堂活动计划、管理礼堂修缮资金和保管档案资料。

最后，依托老年大学带动新互助组织发展。

老年大学作为罗村最早成立的互助养老组织，在人才、宣传、制度等多方面为村内其他互助组织提供参考。一方面罗村新互助组织成立后通过老年大学师生队伍开展活动来扩大影响力，例如文化礼堂举办的晨读活动由老年大学教师担任组织者，活动初期参与者也以老年大学学员为主，逐渐带动其余村民参与晨读。另一方面文化礼堂的互助组织建设也借鉴老年大学较为完善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

（二）基于村集体经济的互助资金筹措机制

新乡贤不仅成立了互助养老组织，还在罗村乡村建设中投入资金维持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但仅靠新乡贤“输血式”的资金供给，难以保障内生型互助养老的运行。为此，村支书HYH上任后，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在农村互助养老组织中的“造血”功能，激发了农村养老的内生动力，筑牢了村庄生活共同体。

罗村的村集体经济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合作社引领乡村旅游。罗村距离城区较近，村支书HYH带领村民开垦荒地先后种植薰衣草和巨型稻，并结合地方特色，举办家酿曲酒文化节、薰衣草生态旅游节等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驻足参观。2011年，村里组建了休闲农业合作社，将注册资本划分为500万股，其中集体股占25％，资本股占75％，共募集资金1770万用于扩大乡村旅游发展。二是开创学习型经济。罗村主动和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对接，将村庄作为高校师生田野调查、会议承办、实习实训的基地，这一过程中产生的食宿、会务、培训等费用会纳入村集体经济。2020年罗村该项收入高达410万元。三是盘活村内闲置宅基地对外出租。罗村蓬勃的市场活力吸引了很多小微企业入驻乡村，这些小微企业向村委会支付租赁费，利用村子闲置的宅基地创立艺考培训、农家餐饮、小矮马儿童乐园等新业态。

村集体经济的壮大促使“村两委”调度部分资金用于互助养老发展。一是用于改建村内老年人聚集的活动场所，比如改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实施村里主干道的道路硬化工程、将村委会二楼装修后划拨给老年大学等。二是用于拓展互助养老服务内容。2016年10月，罗村建立老年食堂，为村里70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日两餐的就餐服务，每餐的餐标为6元，其中70～80岁的老年人支付两元，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免费就餐，其余的费用由村集体出资。三是村集体每年会将合作社产生的收益根据股权比重对村民进行分红。每逢节假日村集体还会为老年人准备礼品，比如中秋节送月饼、重阳节备酒宴、元宵节送粽子等福利。

（三）基于公共空间的互助文化浸润机制

一是优化教育培训，营造互助氛围。一方面，老年大学的教师为农村老年人定期授课，讲解国家政策、传统文化、养生保健等知识，并融入分组讨论的教学环节。另一方面，村支书邀请街道民乐专家或文化名人担任村各类文艺队的辅导员，每月对文艺骨干开展1～2次的集中培训，还定期组织老年人开展乐器演奏、戏剧表演等文化活动。这些活动提高了老年人互动交流的频率，培养老年人合作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动员他们从个体“自助”迈向社区“互助”。

二是继承宗族文化，传播互助理念。文化礼堂由村内宗祠改建而来，形成了集宗族祭祀、年俗节庆、文艺活动等多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罗村宗族文化特别注重尊祖敬长的道德规范，秉承族内同胞宜爱宜敬的优良传统。文化礼堂负责人协同村妇女主任开展“好家风”家庭评选、重阳节敬老等活动，将尊老爱老的互助理念向各年龄段的村民传播，打破了家庭框架内的代际互惠，拓展了族亲内的代际互助。

三是招募志愿队伍，体验互助行为。一方面，村里组建一支由村妇女主任牵头的老年食堂志愿服务队伍，这支队伍由村里的低龄健康老年人和留守妇女组成，每天安排３位志愿者为就餐老年人提供做饭、打饭和清理厨余垃圾的工作。另一方面，村里每年为本村8～16岁的孩子举办暑期夏令营活动，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担任志愿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感恩孝道教育、国学文化教育和兴趣特长教育，帮助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健康、快乐、有益、安全”的成长环境。这些志愿服务加强了老年人之间和代际之间的互动，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也为“老有所为”创造了机会。

（四）基于“功德银行”的互助行为激励机制

2007年10月，村两委召开会议就解决家庭孝道衰落、人情关系淡薄等问题展开讨论。村支书建议效仿瑞士“时间银行”模式设立“功德银行”，该制度成为激励村民参与养老互助行为的重要手段。“功德银行”会给每个村民设置“功德账户”，通过个人申报、他人上报和事后补录等方式，按照积分标准（见表２）将村民参与互助养老的行为登记在账户上，每季度村委会向全体村民公布账户积分。

与“时间银行”不同，“功德银行”没有跨时空的支取机制，即年轻时不用服务换取时间券，也不存在年老再用时间券兑换服务。功德银行不主张助人者支取他人的帮助，而是希望通过倡导村民做好事来形成互助和奉献的意识。

此外，村集体通过积分兑换的方式来激励村民产生互助行为。一是村民可以用功德积分在积分超市兑换洗衣液、毛巾、帽子等生活用品。二是功德积分与银行贷款挂钩。凡罗村18～60岁村民的功德积分超过50分，可以享受最高60万额度的无抵押低息贷款。三是享有分配宅基地和审批建房的优先权。村里存在不少人均居住面积小的住房困难户，申请新宅基地建房一直是不少村民的心愿，2012年老年大学校长HZG因对村互助养老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而享受优先分配宅基地盖房的福利。

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的社会基础

从罗村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的构建过程及内容来看，“重新发现”乡村社会、强化乡村社会建设是其核心要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大量转移，村庄内社会关联不断减少；同时伴随现代城市文明进入乡村，“原子化”的村民逐渐对村庄公共事务关心甚少，村庄社会基础不断消解。新乡贤自发成立的互助养老自组织积极营造村庄互助氛围，增强村民内部的社会关联。村两委发展集体经济时更关注其发挥的社会效益，提供互助养老运行的物质支撑。以上做法围绕的核心目标都在于重塑乡村社会基础，并依靠重塑后的社会基础对罗村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形成软性约束和正向引导。

（一）乡村精英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韦伯在对世界诸宗教经济伦理分析后，一直担忧随着社会各领域价值理性的衰亡，工具理性构成的人际关系制度成为人类行动的“铁衣”，因此如何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成为“韦伯命题”中隐含的现代化难题。在罗村互助养老的实践中，乡村精英的社会行为恰恰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动机，并受到领袖魅力、乡土结构和责任伦理等方面的影响。

从工具理性层面看，看似乡村精英以集体利益为目标的互助养老实践，背后却隐匿着经过理性计算后的个体动机，呈现着工具理性导向下的利己特征。

这种利己思想催生出的社会行动，一类是功利性行动，主要是出于社会交往和利益互惠等考量，较少受到文化伦理和道德规范等约束，具有功利性和互惠性的特征。“功德银行”每年年终对村民的积分情况进行总结，评选出年度“杰出贡献者”，在全村进行通报表扬，并和礼品兑换、贷款分配和宅基地分配等奖励挂钩。这就导致部分乡村精英参与互助养老实践的初衷是为了物质奖励和个人声誉，比如在创业之初缺乏资金的村民方某便是凭着“功德银行”的积分，顺利从银行贷款30万元，启动了创业项目，而后参与积分活动的次数日渐减少。

另一类是竞争性行动，主要产生在村庄内部家族之间的资源、权力和面子竞争。罗村互助养老实践中体现在某一家族捐款修建老年大学、攀比功德积分多少、争抢空置宅基地资格等。这些具有符号意义的社会行为旨在证明家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实现了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中所需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从价值理性层面看，乡村精英推动互助养老模式是以集体利益诉求为目标，具有身份认同、责任担当、道德伦理和情感联结的共意行动。

一类是道德行动，在尊祖敬宗文化底色深厚的乡村，宗族文化和乡村精英形成一组互嵌关系，宗族文化影响着乡村精英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以血缘追溯为纽带的宗族文化时刻唤醒乡村精英的集体记忆，让他们具有我从哪里来的根源意识。嵌入文化场域的乡村精英则是宗族文化传承的担纲者，在文化宣传、祠堂修复、敬老爱老等乡风文明建设中构造出集体行动。具体来看，以父权制为纽带生成的辈分文化在罗村的宗族文化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长幼有序的家庭秩序表现为幼辈对长辈遵从孝道和无限责任。罗村家训中详细记录了传承孝道的理念：“父生我，母鞠我，父母孝为百行之首，万善之元。念亲所生、思亲所存、竭力奉行，可谓孝矣。”留存至今的孝道伦理使乡村精英拥有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公共责任感，愿意付出人力、物力和财力参与互助养老的发展。

另一类是情感行动，乡村精英以服务对象实际获取的利益为目标，经历情感体验、情感共鸣和情感联结过程后产生的集体行动。很多乡村精英本身就是返乡的高素质老人，对老人的养老困难和实际需求有着真实的体验和认知，在和其他老人持续密切交流中形成具有稳定认同的内生情感，这种情感共鸣促使农村老人产生互助养老意识，促进养老主体间的协商合作，推动了以情感联结为基础的内生型互助养老。

“我发现农村很多老人无人照顾，精神层面感到很孤独。本身也是退休老人，深有感触，就决定返乡负责村里文化活动。通过老年食堂、晨读班活动和组建村文艺队，村民素质提高很快，很多人主动做义工。假如独居老人在家生病了，村上也有人主动过去当护工，老年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了。”（HHC－20210919）

（二）熟人社会的相互信任与面子竞争

内生型互助养老的有效运行还受益于农村稳定的社会结构，农村地区属于熟人社会，农村社会联结程度高，依托乡村社会的信任和情面，长期生活在一起并拥有互助意愿的老人会形成高度认同的互助行为。

围绕着乡土逻辑展开的互助机制不是临时和短期的交易行为，而是基于长期的稳定运行机制。

一是农村互助养老的社会动员依托于农村社会结构。行政压力传导下的政治动员对不参与互助项目的老年人存在一定的排斥性，使互助养老组织与村庄社会相疏离，难以激活村庄中的非正式网络。相反，村庄内的社会动员可以弥补常规治理的不足，有效解决保守僵化的动员方式与复杂多样的乡村社会不相融的问题。一方面，仪式动员符合农村精神生活的需求结构提升，实现了村民对互助养老的感知和期待。村上每逢农历“二、五、八”会举办晨读班，晨读班内容包括讲政策、学礼仪、练太极拳、学做好人和唱村歌，例如“讲政策”模块里的村规民约中提出“尊老爱幼，男女平等，礼貌待人，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此外，通过举办的功德银行积分表彰大会，公开为当年积分最高的典型人物颁发奖励金，提升了村民对互助养老的信心和期待。另一方面，共意动员契合农村共情共利的社会共识，营造出共商共建的互助养老氛围。罗村凭借老年大学和文化礼堂的公共空间，举办由老年人自主筹办表演的孝道文化戏剧班、邻里互助小品表演、互助养老歌咏会等，增强了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建设的主体性。这种契合老年人需求和乡土特色的动员方式能够引起农村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广泛共鸣。

二是农村互助养老的资源聚集依赖于城乡社会关系。近些年，在城市高压工作的“推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拉力”作用下，一些城市青年选择离城入乡试图跳脱出主流价值观和开辟另类的生活工作方式。入乡青年不仅让老龄化的村庄重新振兴，还能将创造出的各种资源注入到乡村的公共服务建设中。罗村互助养老建设的资金来源除了本村外出的新乡贤捐赠外，入乡青年支付的宅基地和土地的租金、餐饮费、清扫费、劳务费、节日捐赠等费用亦为互助养老的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撑。此外，每逢旅游旺季和村里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经营艺考机构的ＹＹ经常组织学生表演乐器演奏，既丰富了村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吸引了更多的城市居民前来旅游。但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外来青年和熟人社会不能进行很好的“对接”，这会导致入乡青年无法长期扎根乡土，对其在村创业并为互助养老建设持续提供资源造成阻力。为此，罗村为入乡青年提供了多样化的支持，让他们与乡土社会“搭关系”，形成了城乡融合式的产业业态。

“这个村能够吸引我来创业的原因：一是村干部本着一颗服务人的心，我们缴纳的房租比较低，平日还提供保洁和餐食服务，加上自然环境好，适合学生在这里安心学习乐器；二是村里特别有人情味，从来没有拿我们当外人，都称呼我们为‘新村民’，一些老人还经常送一些水果、蔬菜和黄酒给我们，这里的文化理念强调和谐相处，外来者到村里生活工作很安心，将心比心，我也乐意参加村上的一些活动，比如重阳节为老人表演节目，端午节带着学生和老年人一起包粽子。”（YY－20210918）

三是农村互助养老的奖惩机制受到人情面子的影响。面子是熟人社会所特有的，等同于一种社会评价，有面子的人可以获得他人的赞许，没有面子的人则会被他人看不起，故而人们都努力让自己处于熟人社会结构的上层来获得或维持面子。可以说，面子是个人影响力的代称，常言的“为面子而活”在熟人社会中具有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双重作用，充当人们社会互动的调节器。罗村互助养老的奖惩机制充分利用了村民爱面子的心理，每个村民都熟知只有达到为老年人和村庄作贡献的条件，才能获得面子。反之，则会在村庄道德舆论中“丢了面子”，被社会边缘化。

“乡村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都非常要面子，村民定义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自己赚多少钱，当多大官，而是看你为村里贡献多少，贡献越多面子越大。比如每年‘功德银行’的积分都倒数，会被别人的‘吐沫星子淹死’而失去面子，所以大家都攀比着帮助老年人。对于每年积分靠前的村民，村委会公开表彰还给予一些物质奖励，这些荣誉就会让他们感到自己脸上有光，攒足了面子，激励他持续参与互助养老建设。”（CPF－20210922）

可以看出，在村庄熟人社会中，面子在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运行机制中被赋予了价值，不仅降低了互助养老奖惩机制的管理成本，也强化了村民在面子竞争中产生的集体互助实践。

（三）地方知识的关联建构与拓展应用

在村庄内，人与人、人与自然系统的长期互动会形成特定的地方知识，这些知识是当地遗传基因符号的表示，也是农村互助养老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言之，农村互助养老的建成并非一蹴而就，既要结合乡土社会的特点进行地方性知识的挖掘与重构，又要结合数字智能技术实现地方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在关联建构中形成颇具成效的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具体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第一，“生态－资源”知识的应用。互助养老建设的资金来源需要稳定的产业做支撑，村民对产业的接纳程度是影响产业能否成功扎根乡土的重要因素。

“在不污染绿水青山的底线下，我们努力将生态资源转化为集体资产，这种方式能被老百姓接受，既不影响老人的身体健康，也可以持续获得资金来源。”（HYH，20210917）

可见，地方“生态－资源”知识影响当地村民对产业的接纳程度。在种植业上，村集体基于村民长期食用稻米和用高粱酿酒的地方知识，讨论决定通过规模化绿色种植巨型稻和巨型高粱来替代原先的薰衣草，在满足“非粮化”政策要求的前提下延续生态农业的发展。村民过去所积累的种植水稻和高粱的经验确保他们可以基本掌握巨型粮食作物的种植技术。在旅游业上，罗村有茂密的山林，山下是成片的草地，村民曾在草地上养殖过家畜。马场主WQY调研时，老农告知他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草场资源适合小矮马的养殖。基于“小矮马能养好”的地方知识，WQY决定在罗村开办马场，并花费50多万元从荷兰进口6匹小矮马。地方“生态－资源”知识在选择产业中被证实作用明显，避免了农村老人参与不熟悉的产业可能带来的技术鸿沟，也让他们从土地流转、作物种植、养殖马匹中获得资源收益。

第二，“文化－健康”知识的应用。调研发现，农村老年人的文化需求呈现两个表征：一是老年人文化需求缺口较大，亟需文化载体来解决精神慰藉问题；二是大多数老年人无法明确提出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活动。需求的缺口和非固定性暗含了互助文化理念传播的可塑性，罗村利用地方“文化－健康”知识实现了文化主体的组织化到文化空间的组织化，从而克服了供需错位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很多老年人根据劳作内容合理安排劳作时间和休闲时间，比如收割稻子和高粱过程需要长时间弯腰，农闲时间老年人们就会结伴跳广场舞、做早操和听养生课来缓解身体不适。老年人利用地方知识实现了对个体生活秩序的重建。再如农村留守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和孤独症状普遍较严重，罗村用文化活动填补了老年人的空闲时间，使邻里互助产生的愉悦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际分离造成的孤独感。另一方面，考虑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村上将文化活动安排在宗祠、居家养老中心、村广场等老年人聚集地，尤其为行动能力较弱的老年人提供基础且便利的互助交流条件。

第三，“科技－制度”知识的应用。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建设过程中，地方性知识结合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契合了农村养老智慧化的需求。2021年，罗村引入各类信息化、数字化技术，与村内“功德银行”积分制度相结合，开发了“功德银行”APP，形成了当前“数字化＋积分制”的农村互助养老激励和监管机制。正是基于长期以来当地村民对农村养老中地方知识的挖掘运用，加上村集体引导下的开放式城乡社会关系，才使得地方积分制运行的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有效结合，塑造出契合地方社会的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村务助理在APP上记录村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获得的积分，村民可以使用自身获得的功德数字积分在APP上兑换洗衣液、毛巾、电影券等物质奖励，亦可在数字平台上为乡村建设建言献策。这种结合，一方面有效将内生于地方社会的日常经验和实践做法传承下来，培育村民的自主性，强化了村民参与互助养老的自身效能；另一方面，结合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互助养老模式，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化解了信息碎片化和管理复杂化的困境。

总结与讨论

以新乡贤开设活动室实现农村老年人再组织为契机，罗村逐渐形成若干个由新乡贤主导的互助组织，这些极具在地化色彩的互助组织成为罗村应对养老困境的破解之法。依托乡村社会基础，罗村的新乡贤、村集体及（新）村民围绕组织建设、资金筹措、文化浸润和行为激励四个机制，共同探索出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体系。因此，本文在对罗村互助养老模式进行经验性阐释的基础上，尝试对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构建进行一般性总结。

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见图1）以满足老年人差异化的养老需求为逻辑起点，细分的四重机制以多元主体协同构建为支撑点，依托乡村社会基础为互助养老持续输送资源，四重机制相互影响和作用，每个机制的作用发挥均需要以其他机制的完备为前提，共同促进内生型互助养老有效运行。首先，互助养老组织机制使老年人自发的互助意愿逐渐转化为组织化的互助行为。通过新乡贤引领搭建互助养老平台，能够灵活吸纳新乡贤的社会资本壮大村集体经济，并凭借新乡贤的知识赋能，培育农村互助养老的公共文化空间，烘托村庄互助文化氛围。其次，互助资金筹措机制是内生型互助养老持续运行的物质保障，为互助养老组织机制提供养老组织所需的资源支持。通过村集体经济支持互助养老组织，能够在农村社会保障项目中发挥补充功能，精准对接老年人差异化的养老需求，增强村庄共同体建设。再次，互助文化浸润机制是通过向村民传播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互助理念以实现价值整合，以非制度化约束的形式强化了互助行为在村民内部的荣誉感，鼓励更多行动者直接参与到互助养老实践中，这一机制的成熟体现在全体村民主动参与和自我组织的凝聚力。最后，互助行为激励机制发挥了量化积分撬动互助行为的正向作用。运用嵌入乡土社会场域的积分规则会吸纳村庄的资源向老年人倾斜，激励村内外行动者用实际行动参与互助养老，这种互助行为的日常化能够长期维系业已成熟的村庄互助文化氛围。

推动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则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即通过农民自组织实现互助养老的内源式发展，把老年人、家庭和社区互助组织共同动员起来，摆脱单纯依赖政府或市场的外源“输血”型养老模式，这就要求农村互助养老建设过程中需重视社会基础，才能够形成系统、科学和更具条理的运营与管理。因此，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的构建本质上是内生于农村社会，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包括：一是突显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集体优势重组乡村产业经营方式和社会化养老服务配置，这有利于集体经济向农村互助养老输送资源过程中“统分结合”的发挥，也能为农村老年人和乡村产业有机衔接提供有益参考。二是重视农村老年人、新乡贤和新村民的主体性作用，农村互助养老是由多元主体赋能的，这是构建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的关键。在理解乡村精英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基础上，以村民自治力量发挥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建设体系，有助于在村庄内部形成持久的动员力量与互助行动。另外，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现代城乡生活形态已趋于混合，乡村吸纳城市资本下乡投资，为投资者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将他们视为“新村民”，有助于地方知识和外部知识的关联建构，持续为村集体经济注入多样化资源，让互助养老模式兼具本土性和创造性。三是灵活运用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和情面观来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建设。针对不同的养老需求、不同的养老情景，需要运用差异化的途径来完成互助养老目标，形成一个各方满意的合理方案。

但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本文并非完全否定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供给的必要性，若能实现以内生为主，外部资源适当嵌入的平衡发展，将更有助于农村互助养老的有效建设。另一方面无论是从政策指向还是实践需求上看，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具有推广借鉴的必要性，但不同乡村的社会基础存在较大差异，有的村庄已经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有的村庄互助养老模式依然脱嵌于乡土社会，甚至部分村庄单一的以政府或市场主导互助养老，因此该模式不能完全复制搬抄，有必要厘清当地是否满足内生型互助养老组织方式、经济基础、文化空间、人力资本等运行条件，再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进行分类推进，以期提高互助养老的在地化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