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老龄化问题具有中国农村社会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视角下双重老龄化的特征，无论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还是社会养老机制都难以支撑农村养老服务的充分供给。以农村幸福院为典型的互助养老模式逐渐兴起并被认为是农村养老的理性选择。基于不同视角，国内学者们发现农村社会具有互助养老服务的生产条件，包括村集体土地制度、熟人社会的互助文化、村党委引领的组织主体和国家倡导的政治赋能，互助养老对重塑农村养老服务秩序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互助养老也面临着社会认知不一、资源受限和制度保障落后等困境，但互助养老实践具有多样性和地方性。2014年开始，上海奉贤区探索出 “四堂间”互助养老新模式，其突破互助养老困境的经验对推动和完善互助养老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行动赋予了空间社会属性，透过空间我们能发现社会关系的生成，观察社会行动的逻辑，能透析行动主体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从空间维度上看，四堂间互助养老保留并拓展了原居养老的物理空间和关系网络，契合“原居安老”（aging in place）理念。基于此，本文将从空间的社会属性视角，通过奉贤区农村四堂间互助养老实践分析，揭示互助养老从空间中的事物生产到关系生产的过程，透析互助养老模式的生成机理和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互助养老如何通过空间生产形成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并形塑村社共养的农村养老秩序。

 

二、空间挤压与秩序陷落：

 

 

 

 

 

 

农村互助养老兴起的归因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的养老环境逐渐出现一些不利于养老服务发展的表征，包括养老空间挤压与生活空间边缘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服务内卷化。总体上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普遍存在资源闲置与养老服务需求难以满足的矛盾，养老秩序日渐陷落，亟待建立新秩序来实现农村养老供需平衡。

随着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原本家庭承担唯一照料主体的“反馈模式”的养老秩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村广泛存在的建立在以土地为保障基础上的自我养老秩序也受到土地流转政策的破坏。因此，由个人、家庭承担的村落养老最终要向个人、家庭和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的村社养老秩序转变。互助养老是通过多元主体组织村里以老年人为主的村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社会养老新模式，其形塑的多元合作的养老秩序正顺应了农村养老秩序转变的发展趋势。

 

三、空间再造和文化促成：

 

 

 

 

 

 

农村互助养老生成的奉贤实践

上海奉贤区以农村社区为主，随着城市化推进，农村家庭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纯老家庭、独居老人规模扩大，养老困境亟待破解。为此，奉贤区探索出互助养老新模式——宅基睦邻四堂间（下文简称四堂间），以闲置住宅为空间载体设立饭堂、学堂、客堂和厅堂四个功能空间，以老年人自愿参与、自我管理、同辈互助的形式，由健康低龄老人为独居、高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助餐）、文娱、健康促进、社会参与等服务，让农村老年人实现原居养老。

（一）老房新用：互助养老的空间依托

1、以闲置宅基房为依托的空间再造

服务空间主要通过利用村民闲置宅基房和废弃厂房等村集体资产建构。依托农村闲置住宅，依据相关标准并结合本村人口和经济情况从空间面积、服务范围设施配置等方面进行适当改造和配置，为本宅基老年人提供服务。

2、以村民小组为核心的地域覆盖

传统乡土社会的互助是以地缘为基础的，“地域相近”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诉求和信任资本，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提供重要的合作条件。每个四堂间的服务须覆盖两至三个村民小组，形成一定规模效应同时利于老年人出行安全。

（二） 互助互信：互助养老的文化基础

1、百善孝为先：农村养老的敬老文化

一是孝亲敬老文化。孝亲敬老文化直接体现在村干部和村民们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和责任意识上。首个四堂间便是在村干部为老年人创造美好生活环境的责任意识下产生的，四堂间的推广又进一步塑造了更好的敬老文化，让老年人得到重视。二是乡贤文化。该地域具有推崇儒家思想、信奉贤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现代农村，新乡贤主要指一些令村民尊敬和信赖的本地人，或提供自家宅基房，或募集资源、提供赞助，缓解村里建设四堂间的物资困境。在其示范引领下，村里爱老敬老的公共意识也日益增强。

2、守望邻相助： 熟人社会的养老共识

 “互助共济” 思想为当前农村互助养老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村民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共识，给互助养老服务赋予了道德上的支持，基于信任基础上的情感也是互助养老得以产生的基础。

3、制度相挚： 互助养老的规则促成

一是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保”或“镇保” 、居家养老服务和长护险等制度保障水平较低、范围较窄，老年人没有能力购买社会服务， 抱团互助成为可行的服务替代。二是土地流转制度，这使老年人闲暇时间增加，催生文化娱乐、社会参与等需求，相应的补贴也为老年人支付助餐服务提供了经济支撑。

（三）基于需求：互助养老的空间表达

养老空间应当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而建构。针对经济供养、医疗需求、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价值实现等实际需求并结合乡土实情，村集体组织在四堂间设立饭堂、学堂、客堂和厅堂，由健康低龄老人为空巢、高龄等老人提供助餐、学习、娱乐和议事等服务（见图1）。

1、建饭堂“搭小灶”，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饭堂”提供日常“食”方面的生活照料服务。在设施落后、交通不便的农村，提供就餐服务是互助服务产生的主要初衷。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村集体的经济补贴和老年人的个人支付，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实行阶梯式收费。

2、立学堂“明事理”，让老年人老有所学

四堂间设立“学堂”安排通俗易懂、丰富多彩的课程学习，包括健康养生、惠民政策、安全防范、法律知识讲座等，同时结合当地老年人的兴趣爱好、本地资源文化来开展特色课程学习。学堂活动满足了老年人实现自我提升的学习需求，促进了老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3、创客堂“齐欢聚”，让老年人老有所乐

四堂间设置聊天和娱乐的“客堂”，为老年人提供了稳定交流的公共空间，缓解了空巢老人的孤单情绪。另外，文娱大使、社会组织等立足四堂间为村里老年人输入唱歌、舞蹈等文化娱乐服务，实现了老有所乐。

4、设厅堂“共议事”， 让老年人老有所为

四堂间开设具有议事功能的“厅堂”，村委会干部在此组织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村民讨论村庄公共事务，也为村里的调解工作提供平台，及时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这为老年人通过社会参与，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同时重塑了老年人的权威和主体性。

 

四、内生外嵌：

 

 

 

 

 

 

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化运行

“政府引导、村委负责、社会参与、老人志愿” 是四堂间互助养老运行的组织保障， 行动主体从单一的家庭拓展到政府、企业、村集体组织、社会组织、老年人等多元主体组成的互助共同体（见图2）。

（一）政府引导：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制度安排

在四堂间的创建和运行中，“政府主导”的角色定位转变为“政府引导”。政府主要为四堂间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引导性的政策环境和支持性的经济资源，仅扮演统筹者、引导者和监管者等角色，而将养老服务具体供给权力主要交给村集体。

1、制度引导：从创建到运营

制度规范是互助养老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上海市、奉贤区政府从组织运行、建设标准、运营标准、补贴规范、评估方案等方面进行精细化规范，为各村建设四堂间发挥了重要的政策指导作用。

2、经济支持：从统一到分层

资金来源是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的基本前提。项目运作初期的平均主义的补贴方式隐藏着不公平，因而奉贤区民政局于2018年开始依据评估结果给予相应奖励。效益导向的差异化奖励措施激发了各主体发展互助养老服务的积极性。

（二） 自主供给：农村互助养老中的服务自治

养老服务的农村自主供给模式一直存在。在四堂间模式中，村集体组织、各类乡村能人和志愿者发挥整合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能力，充分展示了养老服务自主、自我供给的特征。

1、村民服务：互助行动的自我发展

一方面，建设运营团队，通过推荐或自荐方式，由村里健康的低龄老年人担任堂主和各类大使，负责四堂间管理和服务配送活动，定期参加培训以提高服务和管理能力。堂主全面负责四堂间的运营管理和活动开展，健康大使针对学堂功能配送老年群体最为关注的常见疾病预防、健康习惯养成等主题活动，文娱大使针对客堂功能配送老人们喜欢的歌曲、舞蹈、手工制作等活动，自治大使针对厅堂功能配送时事热点、村居相关议题的活动。另一方面，扩大各类老年精英的志愿参与，低龄老人发挥各自专长，愿为村里老人提供多样化服务，成为互助养老服务供给、营造睦邻助老氛围的重要力量。

2、村委负责：服务自治的组织引领

目前四堂间的运营模式包括村委会运营和社会组织运营，村委会为四堂间建设和运行的责任主体，负责统筹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因地制宜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推动互助养老服务的规范化运行。

（三）社会组织嵌入：打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四堂间运行过程中，基层政府重视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通过外区引入及本区培育两种方式使社会组织介入互助养老服务。这两类社会组织共同协同政府、村两委组织推动互助养老服务运行，使农村养老服务逐步迈向社会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如，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是奉贤区引入的专业社会组织，主要提供运营与管理技术支持，帮助四堂间获取各类资源和提升互助能力，提升了老年人的主体性。

 

五、共治共在：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秩序再生产

空间是社会行动交往的产物，这意味着空间具有共在性特征。四堂间是个多元主体共在的空间，政府、社会组织、村集体组织和老年群体等多元主体依照多重逻辑进行互动，实现了老年人生活空间及其关系网络的重塑与拓展。

（一） 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培育村庄公共养老意识

第一，互助养老依托作为村集体资产的宅基地运作，并利用熟人社会的便利性由老年人自我服务和管理。第二，村庄的组织文化环境与养老服务行动相互影响。养老秩序的重构依赖于养老文化环境的塑造。四堂间互助养老模式的形成离不开 “孝贤文化”，反过来又通过集体行动发挥了重塑孝道文化的作用，形塑了一种集体养老的村庄公共意识。

（二） 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营造群体“类家庭” 情感

四堂间互助养老之所以深受老年人欢迎主要在于其提供的生活化的情感依托空间，在选址、服务和管理上采取的均是熟人社会导向的情感管理。在村民宅基地上建成的服务空间延续和还原老人在原来家庭中养老的生活方式和氛围，激发村民在集体价值情感和生活共同体方面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 打造共同化的合作平台，形塑村社共养秩序

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离不开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四堂间为政府、社会、村集体和老年人等养老服务多元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提供了一个载体，也为老年村民提供了参与村域公共事务的共同空间，增进养老服务的公共性构建，将独立的个体联结起来共同关注养老问题，形成村社共养的养老秩序。

 

六、结论

 

 

 

 

 

 

四间堂模式下，互助养老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重塑了一种以老年人为本位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在的养老秩序；通过整合社会资源网络拓展了老年人的关系网络，营造了以老年人为本位的“类家庭” 情感，并赋予了老年人的主体性展现和自我价值感；同时为农村养老服务的多元参与提供了平台，碎片化、原子化的村庄养老资源通过在地化的村庄内部组织环境和政府制度输入达到内部整合，实现了农村养老从家庭养老向多元主体合作的互助共养养老秩序转变。

四堂间互助养老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限制需要突破。一是吸纳家庭深入支持互助服务，促进老年人家庭成员的参与，可以减轻老年人的负担，也可以改善代际关系。二是鼓励发展村庄慈善文化，撬动更多的村庄和社会资源汇入互助服务，共促农村养老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文章来源：老年学教学与研究，作者：纪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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