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荟：数字老龄化对中国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
! 摘要 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老龄化对老年人认知能力具有保护作用,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更好｡中介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在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与个体认知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此外,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保护作用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弱｡因此,应该聚焦中低龄老年人,关注数字老龄化和社会网络在改善老年人认知能力中的重要作用,促进老年人健康老化｡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盘古智库特约研究员朱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王舒艳、李昉，文章来源于《人口与社会》（2023年第3期）。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预计到2050年前后,65岁及以上人口将约占中国总人口的29%｡与此同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有研究指出,自2020年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的失能率呈现先缓慢下降再缓慢上升､然后快速上升的趋势｡而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中国失能､失智老年人数必将持续增加｡研究指出,截至2018年,我国老年痴呆症患者将近1000万,居世界第一｡为此,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将健康老龄化理论融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之中｡在此战略背景下,如何维护我国老年人口的基本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中,认知健康是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基础｡研究证实,良好的认知能力不仅对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提高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也能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助力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聚焦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 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生的是以快速发展的5G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数字化与老龄化深度重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人口老龄化交织交融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以上老年网民规模为1.19亿｡可见,当前我国网民也出现了老龄化趋势,网络渗透的重点逐渐向高龄群体转移,数字老龄化日益显现｡数字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数字老龄化或对老年人具有积极影响｡大量基于数字老龄化内涵设计的干预研究证实,使用计算机､手机等数字设备,拥有数字技能对于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同时,也有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大量老年人口仍然被数字时代遗忘,被隔离在数字鸿沟的另一端,成为“数字遗民”｡过多依赖互联网同样会减少老年人的室外活动,加大抑郁的可能性,并给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但是,目前聚焦于数字老龄化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在数字时代,数字老龄化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是否有影响?又有何影响?社会网络在其中的中介机制如何?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与讨论将对目前研究进行补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数字老龄化的实践内涵及其对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影响,并为当前老年人如何享受数字发展带来的红利､延缓认知能力衰退､促进健康老龄化提供数据支持和对策建议｡ (一)数字老龄化 数字老龄化是由“数字”与“老龄化”两个词语复合构成的,国际电信联盟将其定义为充分利用数字革命的力量造福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对此,有学者在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指导下,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构建论的理论框架出发,对数字老龄化的理论内涵进行剖析;也有学者基于对4名正在学习计算机技术的老年人的访谈资料讨论数字老龄化的实践内涵｡基于此,本文对数字老龄化的具体概念进行进一步剖析｡总的来看,数字老龄化呈现“技术—老年人—社会”三者的共生嵌入,包含了老年人的数字技术使用和数字社会参与双重内涵,具有从适应技术到参与社会的概念递进｡ 具体来看,数字老龄化的第一层含义遵循技术决定论,强调科学技术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通信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等必将促使人口转变,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而言,通信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等数字技术改变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促使其进行网络社交､线上消费､平台就业等;与此同时,受技术､制度､文化与老年人自身因素的制约,大量老年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隔离在数字鸿沟的另一端,成为“数字遗民”｡从这一角度出发,数字老龄化的首要含义是基于老年人生产生活的现实需求提出的,关注老年人在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时代如何利用并使用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是老年人最容易接触并使用,也是最广泛使用的数字技术,而计算机､智能手机是其获得数字技术的最便捷工具｡ 数字老龄化的第二层含义既是技术决定到社会构建的博弈发展,也是积极老龄化理论核心三要素指导下的概念延展,具有社会参与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数字老龄化强调了在数字化时代充分赋予老年人同等能力与机会,使得老年人同样可以享受､分享､创新数字红利,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开启了新的老年生活,并促使老年人恢复沟通｡结合社会参与的概念,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参与社会不仅有娱乐自我和人际交往的意义,同时还包含了社会经济参与和社会文化参与的具体内涵｡ (二)数字老龄化与老年人的认知能力 当前对于数字老龄化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研究聚焦于数字老龄化的概念探析,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从数字老龄化的具体内涵出发,对已有的关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和思考｡ 首先,聚焦数字老龄化的第一层含义｡数字技术是多种数字化技术的集合,相比于其他数字技术,互联网､计算机和智能手机是老年人最容易接触并使用的数字技术和数字设备｡技术是把双刃剑,有研究指出,使用电脑和接入网络会加剧老年用户之间的冲突,互联网上过量和繁杂的信息将对老年人寻找有用信息带来困难,使老年人认知混乱｡但是,大多数研究仍然强调并认可了数字技术对老年人认知健康的积极作用｡拥有台式电脑和/或手机的老年个体在其随后四年内的认知能力的下降情况相比无电脑或手机的老年人明显得到缓解,而且,同时拥有上述两种数字设备的受试者的认知能力的衰退得到更大程度的缓解｡进一步来看,与不使用互联网或电子邮件的人相比,使用互联网或电子邮件的老年人在延迟回忆､单词回忆等认知技能上表现更好,网络使用有效降低了老年人群痴呆症的发病率｡而且这种积极影响与年龄和社会地位无关,对风险更大､更弱势的群体影响依然显著｡ 具体来看,数字技术的使用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存在以下解释路径｡一方面,知识储备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研究指出,互联网和手机等的使用能通过增加大脑的认知储备或者产生更有效的认知网络来延迟认知衰退｡另一方面,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会对老年人产生强有力的全新认知刺激,对老年人的认知健康至关重要｡尽管个体阅读书籍和进行网络搜索时,相似的大脑区域都被激活,然而网络搜索更强烈地激活了前额叶皮层,使得个体能够在评估复杂信息时更加迅速地作出决定｡ 此外,数字技术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累积优势/劣势理论认为早年经历可能会在持续进行的生命过程中对个人的生活和健康产生影响｡因此,有研究从早期生命历程出发,发现个体50岁起使用互联网与10年后较低的痴呆发病率有关｡ 其次,聚焦数字老龄化的第二层含义｡目前聚焦于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较少｡一方面,大量研究考察了社会参与和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关系,并证实了社会参与是缓解认知老化的有力因素,能够有效减缓老年人的认知衰退｡不进行任何社会参与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更容易退化,同时,不同社会参与的类型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也不同,与亲朋好友开展的家庭内部活动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较小,而参与市场工作和休闲娱乐活动的积极影响更大｡数字社会参与是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全面参与社会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同样具有社会参与的属性和内涵｡因此,基于社会参与的结论,本文合理预测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使用数字设备进行通信､娱乐和信息搜索对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有助于促进老年人的认知健康｡尽管衰老导致神经生物学功能的变化不可避免,但使用互联网参与人际交往､自我提升等复杂的认知活动仍然能够通过刺激大脑和细胞活跃度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认知衰退｡ 其中,不少研究强调社会网络在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社会参与活动所产生的归属感以及由此构建出来的社会网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证实,社会参与可以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提供更多的情感和工具支持,从而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产生积极影响｡此外,许多改善认知能力的干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社会网络在移动设备使用对老年人认知能力干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通过通信技术增加日常的社会联系对认知能力完整的人群来讲是十分有效的家庭预防方案｡ 数字化时代下,数字技术的使用和数字社会参与必然对老年人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结构产生影响｡互联网作为交流工具和娱乐平台能够帮助老年人克服时间和距离的障碍,增加与外界的联系,带来“网络增益效应”｡在此背景下,数字老龄化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是否经过了社会网络的中介调节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虑｡ (三)问题提出 总体来看,目前对于数字老龄化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仍然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讨论｡第一,尽管不少西方研究证实使用互联网､计算机等数字技术和数字设备对老年人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但是相关研究仍然停留在数字老龄化的第一层内涵上,仍然聚焦于技术细节,而少有研究进一步深入全面地加以考察｡第二,目前讨论数字老龄化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大多集中在西方社会,虽然最新的研究提供了中国的证据,但由于数据的可及性和测量的局限性,中国的相关研究较少｡第三,目前已有的聚焦数字技术对老年人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集中在干预结果上,而较少关注其具体的影响路径｡基于此,本文将利用全国代表性数据开展研究,试图回答:在中国社会,包含了数字技术使用和数字社会参与的数字老龄化对于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是否具有影响?具有什么样的影响?社会网络在其中又是否发挥了中介作用?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设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实施的一项全国性､连续性大型社会调查项目｡2018年,该调查通过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462个村/居委会开展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11418个｡在删除了研究变量中存在缺失的样本后,最后获得满足要求的有效样本7373个｡ (二)变量设计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数字老龄化｡数字老龄化的第一层含义聚焦于老年人在新技术环境下如何使用技术工具｡数字技术是多种数字化技术的集称,相较于其他数字技术,互联网是老年人最容易接触并使用的数字技术｡本文借鉴刘子玉等学者的研究,选取“是否使用互联网”作为数字技术使用的代理变量,依据受访者对于问卷中“您上网吗?(包括用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上网)”问题的回答来度量｡研究将回答“从不上网”赋值为0,视为未使用数字技术;回答“每年上几次”“每月至少上一次”“每星期至少上一次”和“每天都上”赋值为1,视为使用数字技术｡ 数字老龄化的第二层含义聚焦于数字时代老年人全面参与社会的过程,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从老年人自身特点和参与社会的能力出发,学者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界定为参与一切对自身和社会有益的活动,包含了以再就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活动､以精神娱乐为主的社会文化活动､以扩大社会网络为主的人际交往活动､以实现自我为主的社会公益和志愿者活动等｡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将数字社会参与进一步细化为包括语音､视频､文字聊天在内的人际交往活动,购物､投资理财等在内的社会经济活动,看新闻､视频､听广播､玩游戏等在内的休闲娱乐活动,以及包括管理健康､学习培训等在内的自我提升活动｡只要受访者参与其中任一活动,则赋值为1;没有参与则赋值为0,由此生成人际交往､社会经济､休闲娱乐､自我提升4个具体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认知能力｡在借鉴修改版的TICS(TICS-m)和MMSE条目的基础上,研究选取时间定向能力､计算力､即时回忆能力､延时回忆能力､地理定向能力五方面得分加总得到受访者的认知功能得分,包括:(1)正确回答年､月､日以及国庆节时间(每题1分,共3分);(2)连续计算5次100减7(每答对一题得1分,共5分);(3)即时回忆(回忆3个词语,共3分);(4)延时回忆(回忆3个词语,共3分);(5)正确回答所在小区名字和国家主席名字(每题1分,共2分)｡认知功能得分范围为0~16,得分越高,认知功能越强｡ 本研究选取了社会网络作为中介变量,采用Lubben社会网络量表测量老年人的社会网络｡CLASS调查问卷具体测量了老年人可以直接见面､聊心里话､提供帮忙的亲人和朋友的人数,分别是“没有”“1个人”“2个人”“3~4个人”“5~8个人”“9个人及以上”,依次对应0~5分｡研究通过加总计算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得分,得分越高,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 研究还纳入以下控制变量:一是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性别(1=男性)､居住地(1=城镇)､是否与配偶同居(1=有同居配偶)､是否与子女同住(1=与子女同住)｡二是社会经济变量,包含了工作状态(1=有工作)､受教育程度(1=初中毕业及以上)和家庭总收入｡由于高偏斜度,收入的对数转换值被广泛用于多变量分析,本研究也采取了这种处理方法｡三是健康状况,研究使用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进行测量,受访者报告他们在日常生活活动中是否有困难,包括乘车､购物､做家务､做饭､打电话､理财､服药等7项｡研究通过加总计算受访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得分来判断受访者的健康状况｡ (三)分析策略 首先,对样本老年人的数字老龄化､认知能力情况以及其他社会人口学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考察把握样本基本情况｡其次,选取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数字技术使用和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尽管我们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社会人口统计变量､社会经济变量､健康状况变量来克服估计偏误,但是仍然有未观察到的因素可能对结果估计产生影响甚至导致结论错误｡另一方面,是否使用数字技术和是否有数字社会参与并非随机决定的,而是受到个体特征､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存在一定的自选择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纠正样本选择性偏差等内生性问题,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老龄化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纳入社会网络这一变量,采用Bootstrap检验考察社会网络在数字技术使用和数字社会参与与老年人认知功能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使用倾向值匹配后样本再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增强结论的可靠性｡最后,年龄是老年人认知能力的重要风险因素｡因此,还考察了数字技术使用和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在不同年龄子样本中是否存在差异｡ 三、实证结果 (一)样本构成描述性统计 表1呈现了我国老年人认知能力､数字老龄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基本情况｡ 在核心解释变量上,研究数据显示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平均得分为13.568(SE=3.096),认知能力得分整体偏高｡中国老年人的数字老龄化呈现不同的特征｡22.43%的老年人利用并使用互联网技术,将近3/4的老年人仍然从未上过网,难以适应网络技术与智能技术发展而被隔离在数字鸿沟的另一端｡进一步来看,在数字社会参与中,绝大多数老年人通过数字技术参与社会文化和人际交往活动｡90.08%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视频､文字聊天,参与人际交往活动;79.20%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看新闻､视频､听广播､玩游戏等休闲娱乐活动,参与到社会文化活动中｡相比之下,仅有16.02%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技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4.53%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过自我健康管理和学习培训等自我提升活动｡可见当前中国老年人数字社会参与仍然集中在扩大社会网络的人际交往活动和自我娱乐的社会文化活动｡ 在控制变量上,一是社会人口统计因素,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70.777岁(SE=7.081),在性别结构上男性老年人偏多,占比52.37%｡超过半数的老年人与配偶同居,32.10%的老年人与子女同居｡二是社会经济因素,63.61%的调查对象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24.87%的老年人仍然活跃在工作市场中｡三是健康因素,调查对象的自理能力平均得分为7.648(SE=1.874),总体水平较高｡ (二)数字老龄化保护认知能力的回归分析 表2呈现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 如模型1所示,数字技术使用的变量系数为正值,且在引入了几类控制变量之后的全模型中,数字技术的使用仍然保持了稳定且显著的积极影响｡使用数字技术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具有保护作用,使用互联网数字技术可以正向预测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有助于锻炼并提升老年人的认知能力(P<0.01)｡ 模型3和模型4呈现了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人际交往活动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且稳定的积极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在模型3中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同样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在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的全模型4中,这种影响不再显著｡相比之下,娱乐活动和自我提升活动的影响则一直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老年人的数字社会参与中,通过数字技术参与人际交往活动对于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保护作用更显著稳定｡ 在控制变量上,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因素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稳定且与国内外有关研究结果一致｡增龄是老年人认知能力的重要危险因素,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认知能力逐渐下降｡而且相比于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认知能力更低,认知功能减退速度也更快｡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上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得分更高,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良好的教育是老年人认知能力衰退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在健康水平上,生理健康同样也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生活自理能力越低的老年人认知能力越差
表2 中国老年人数字老龄化促进认知能力的回归结果 注:①表中数据为变量系数,每个系数下方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②第一列括号中为参照组;③∗∗∗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④由于使用不同的自变量,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4的样本量存在差异,模型1和模型2的样本量为7373个,模型3和模型4针对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样本量为1654个。 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选用K近邻匹配､卡尺内K近邻匹配以及核匹配等多种匹配方法分别计算数字技术使用和人际交往活动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平均干预效应(ATT)及其标准误,具体结果如表3｡结果显示,多种匹配方式下不同组合的平均干预效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进一步支撑了表2得到的结论｡在进行平衡性检验后,研究发现,匹配后各变量的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标准化偏误均小于5%,表明匹配后样本满足平衡要求,平衡性良好｡可见,经过匹配后,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改善｡在考虑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仍然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表3 倾向值匹配结果 (三)数字老龄化保护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的中介分析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对于老年人认知能力的积极影响显著｡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网络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并使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参见表4｡
表4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网络在人际交往活动和老年人认知能力之间的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250932,0.1357672],未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在纳入中介变量后,直接效应系数依然显著(P<0.001),表明社会网络在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与老年人认知功能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参与人际交往活动能够刺激大脑,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带来直接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保护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网络的扩大｡老年人通过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有效扩大了社会网络,从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社会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进而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产生积极作用｡压力假设指出,社会参与带来的高频率的社会交往和高质量的社会关系能够使得个体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从而减少焦虑带来的诱发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进而对认知能力产生保护作用｡ 为了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避免样本选择性偏差等问题的影响,研究分别基于近邻匹配､卡尺内K近邻匹配以及核匹配3种匹配方法后的匹配样本,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具体结果参见表5｡结果表明,在排除了样本选择性偏差后,社会网络在人际交往活动和老年人认知能力之间仍然发挥显著且稳定的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
表5 匹配后的Bootstrap检验结果 (四)数字老龄化保护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异质性检验 增龄是认知能力衰退的第一影响要素,基于此,进一步考察了数字老龄化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尽管按照年龄切割的子样本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抽样的代表性,但是鉴于分组检验的广泛适用,本模型所得到的数字老龄化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差异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详见表6｡
表6 数字老龄化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 注:①表中数据为变量系数,每个系数下方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②第一列括号中为参照组;③∗∗∗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表6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具有显著的年龄差异｡使用互联网数字技术仅对低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P<0.001)｡相比之下,数字社会参与的4个指标中,仅有人际交往活动对低龄和中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对高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对低龄和中龄老年人来讲,使用数字技术参与人际交往活动能够锻炼并提升其认知能力｡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能力的衰退是不可逆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参与人际活动的积极影响也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退｡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讨论了数字时代数字老龄化对我国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数字技术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具有保护作用,使用互联网数字技术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更高,这与以往大量关于数字技术干预认知能力的研究结果一致｡一方面,使用数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个体具有更加开放的思想和乐观的态度,愿意并有信心学习新技术,有利于老年人保持认知健康｡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锻炼认知的方式,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产生持续的刺激,通过增加老年人的认知储备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带来积极影响｡ 第二,数字社会参与同样是老年人认知能力衰退的保护因素之一｡其中,进行数字人际交往活动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产生了强有力且稳定的影响,能够有效锻炼并提升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文字､语音或视频聊天等人际交往活动本身是一种相对复杂的认知锻炼活动,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大脑功能,从而增强他们的认知技能｡ 第三,社会网络在老年人数字参与人际交往及其认知能力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文字､视频和电话聊天等人际交往的活动对于老年人具有“网络增益效应”｡手机等数字设备作为当代人重要的交流工具,能够帮助老年人克服空间和身体机能损伤的障碍,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增强与外界的联系,扩展了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和情感支持,从而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带来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持续的人际交往提高了个体社会关系的质量和亲密度,从而使得个体保持良好的情绪,同样对认知能力具有积极影响｡ 第四,数字老龄化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年龄差异｡使用数字技术仅对低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能够维护低龄和中龄老年人的认知健康｡换言之,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参与人际交往活动对于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保护作用逐渐消退｡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干预设计提供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和新的方向,同时也对数字时代下如何实现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促进老年人健康老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数字老龄化对我国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但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数字老龄化的保护作用减弱｡因此,在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社会参与方面应重点关注身体机能更好､更富有活力和学习动力的中､低龄老年人｡ 其次,数字技术与数字社会参与对于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促进作用提示我们干预老年人的认知或可以从数字排斥的角度入手,而已有研究则也表明了开展计算机培训班､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等数字素养教育计划能够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认知障碍｡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注重数字技术的适老化设计;另一方面,也要为“不能用”“不会用”老年人提供免费上网服务和老年人常用技能培训,着力推动“数字增能”｡ 最后,社会网络在数字社会参与与老年人认知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提示我们必须注重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成功老化､健康老化的重要意义｡社区可以设计系统的社会干预活动,以公共机房为物理载体,通过数字技能教学活动来构建､强化老年群体之间的互动支持网络。 |
